真人秀导师时代：“导”向哪里？ 何以为“师”？

与之前的“评委”相比，无论是对选手，对节目的内容形式甚至收视率，导师们所能起的作用更大，由此引发的话题更多。

师徒关系“速成”全靠演

中国传统文化里历来注重传承，有无数的成语、俗语定义着师生关系。在文艺界，无论是相声或戏曲，都必须拜师学艺。不同的师承，不仅在技艺上略有差异，所尊崇的道德伦理也会有不同的演绎。流行音乐虽然没有曲艺界这样的“门户之见”，但也向来注重教学，早期如同谷建芬与毛阿敏、那英，近期如同刘欢和权振东、多亮，都是师承关系的代表。

先说谷建芬与毛阿敏。 1987年，在谷建芬的竭力推荐之下，毛阿敏才有机会参加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歌唱比赛，并凭借一首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斩获大奖。次年春晚，谷建芬创作《思念》让毛阿敏演唱，从此家喻户晓。后来毛阿敏惹上偷税风波，去香港转型失败，谷建芬都给予中肯的意见，直接影响了毛阿敏的决定。毛阿敏至今仍表示，与谷建芬的关系形同母女。

电视真人秀时代的到来，将这种原本藏于幕后的师徒情谊摆到了台面上。如同造星速度一般，真人秀要求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师徒情谊，能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走完谷建芬毛阿敏时代用几十年所走的路。然而正如电视台的一位导演所说：“一季节目下来，导师和学员之间交流的次数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十次，之前和之后，双方再无任何联系，他们的感情怎么会深？ ”

但是，至少在电视上看起来，他们是“情比金坚”的。学员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，导师们激动流泪，捶着胸脯表示要替学员度过难关；学员被淘汰的时候，导师牵着学员的手到处给人鞠躬；一次又一次地在台上收学员为徒，发誓要将学员的事业前途和自己联系在一起。

这一切，值得让人去相信吗？

“导师是秀的一部分，秀出来，就是对这些导师最基本的要求。 ”业内人士如此分析，“真人秀的要义，就是要将原本藏在底子里的东西翻到面子上来，让观众感受到真实，至少是模拟真实，从而产生代入感，最后牢牢地被节目吸引。 ”然而因为时间太短，双方无法真正成为师徒，所以惯常的做法是导师之间先设定角色定位，并通过脚本的方式在节目上去“演”，可以“演过了”，但不能“演不到”，因为观众在认知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捕获会有损失，电视里过一点，在观众的眼里就是“刚刚好”。久而久之，电视台与观众施受双方的兴奋值越来越高，导师们的表演也变得口味越来越重。

从消费“评委”到消费“导师”

既然明知一切靠演，为何电视台与明星之间还要乐此不疲呢？

近期的音乐圈流行这样一个说法：“陈奕迅他们今年都不想商演了，因为商演太累，只要接一个真人秀节目做导师，上千万元的收入就可以吃半年，更何况真人秀对明星本身也是一种宣传。瞧黄晓明，不就是靠着真人秀口碑大逆转吗？ ”

在利益的驱动之下，要靠明星们自我约束和坚守，现在看来很难。一线的明星开出的价格都从千万元起跳，与从前参加电视台演出几乎不给出场费相比，如今人人都意识到了这是一块多么肥厚的肉。于是刘欢、那英、罗大佑、陈奕迅、韩红、李玟等等相继下水。人们戏言现在歌坛只有两种人：导师与非导师。

而对于电视台来说，请大腕入席担任导师，似乎成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单行道。回顾选秀的历史，我们会发现最早的歌唱选秀里只有评委，没有导师。柯以敏、黑楠、夏青、包小柏，都是中国选秀纪元初年间的评委。那时的电视台对于评委的要求相对简单：对选手的表现做出客观的点评。而在电视娱乐至死的催化下，当时最主流的点评风格就是两种：毫无节制的吹捧和毫无底线的毒舌。当人们厌倦了这两种浮夸的风格后，电视台想到了要让评委们也承担一些与选手互动、参与选手表演的任务。评委就开始向导师过渡。

2007年，第四届“我型我秀”在上海举行，虽然还被称之为评委，但出现在节目中的黄韵玲、毕晓世等人，实际上已经承担起导师的作用，为型秀音乐剧选拔新人。两年以后，音乐剧《在彼岸唱歌》上演。同样是2007年，江苏卫视的《名师高徒》开播，开宗明义将师徒关系当作了节目的最大看点，但因为选手实力有限，并没有任何一对师徒被广泛地被认可和记住。直到去年，《中国好声音》横空出世，从“盲听转椅”到“互抢学员”，节目为导师安排了诸多戏份，而刘欢、那英等超级巨星愿意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“配合演出”，因此造就了真人秀的全新标杆。

“导师从来就是真人秀的最重要看点。一档真人秀，前期看导师，后期看学员，如果这档真人秀学员水平有限，但导师实力超群，那整一季光看导师就行了。 ”一位电视从业人员如是说。

个人素质造就云泥之别

导师（Hierophant）一词最早源自希腊语，作为古希腊埃勒夫西斯秘密宗教仪式的主祭司，导师的主要工作是在神秘宗教庆典中呈上圣物，并对初入教者解释秘义。导师象征着知识和智慧，他们被认为是知识和道德的传播者，是诊疗人世伤痛的行医人。

无论导师一词如何演变，传播知识与道德，在任何一个时期与场合，都被当做导师最重要的职责。 “导”的是知识，将自己最擅长和最权威的知识传给后辈；“师”的是道德，用自己的言行，为人师表。

虽然电视真人秀本质上是一种娱乐形式，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无法全然地发挥导师应有的作用。就现实情况来看，不同的明星导师，在节目中呈现的作用与意义，还是因为导师自身的素质，体现出云泥之别。

起初人们对刘欢担任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导师感到不理解。在绝大多数人看来，刘欢的价值就在于他的坚持与不妥协，因此没有必要“趟这滩浑水”。不过刘欢在节目中的表现真是令人欣喜。在爱徒袁娅维遭到淘汰的那一集，刘欢起身对着全场所有的观众说：“在座的有很多是网络媒体，我希望有一天网络媒体可以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进行分类，我们有摇滚、有爵士，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类型，这是我的愿望，也是台上Tina（袁娅维）最大的愿望。 ”对于流行音乐类型化，中国的音乐人已经摸索多时，在大众传播节目中适时的提出，不仅说出了学员的心声，也同时成为了一次面向公众的呼告，刘欢用专业和权威证明了自己是个好的导师。

刘欢的专业性与权威性，正是今年很多导师备受质疑的地方。 《中国最强音》中的章子怡，以眼泪和怜悯换来了冠军；《中国梦之声》中的黄晓明，以卖萌和耍酷赢得了鲜花和掌声。虽然两人遭遇的处境不同，但用不专业指导专业，让外行领导内行，本质上，两人没有一点区别。而最终的结果就是，曾一鸣虽然成为了冠军，但他的傲慢与散漫却让他陷入困境。而与其说黄晓明帮助了《中国梦之声》的学员，不如说《中国梦之声》成就了黄晓明，本末倒置，令人惋惜。

别让“利他”成“利己”

与不专业相比，专业在真人秀的舞台上似乎更加具备欺骗性。因为只要在歌唱事业上颇有建树，这样的导师通常就会被认为是合格的。其实，因为自己是行业中人，此类导师更喜欢“好为人师”，对学员表演的点评也可能更多、更犀利。然而为人师表本质上是一种“利他”的行为，如果在舞台上过分突显自我，就有可能让“利他”最终成为了“利己”。一念天堂、一念地狱的情况，在今年的真人秀节目中尤为突出。

媒体对韩红在迄今为止在《中国梦之声》中的表现的评价是“戏份太足”。论资历，她是今年出现在导师阵营中除了那英之外最资深的内地一姐；论唱功，她的高音区清澈嘹亮，鲜有人能出其左右。不过她在梦之声中的戏份一点也不比黄晓明的少。爱掉眼泪的她几乎每集节目中都会哭上一次甚至几次；她与黄晓明之间以“皇上”和“爱妃”互称，当家做主的气派十足；她几乎会对每一位晋级的男学员说，来吧做我的徒弟，我一定能把你带得更好……而观众更想看到的是，她如何能将自己多年来对音乐的理解和演唱技巧告诉学员。上周，她与黄晓明在节目录制现场爆粗口的一段视频在网上公布，虽然这段视频不会在电视节目上播出，但网络上的传播力惊人，这样的导师能怎么带好徒弟，让人怀疑。

快男出身的歌手陈楚生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做出这样的表示：每一个年轻人在参加比赛前，都梦想着做一个纯粹的音乐人，他们来到节目参加比赛。但在进入娱乐圈之后，所有的人都告诉他们，事实不是这样的，现实远没有你们现象中的简单。梦想无法轻而易举地坚持，所有的人都告诉他们名利才是看得见抓得着的东西，但正因为是这样，坚持梦想才变得可贵而必要。陈楚生本人花了七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，是因为他在当年的比赛舞台上，没有人告诉他、提醒他这一些。如果现在真人秀节目中的导师们，可以放低一些姿态，认真地说一些平时心中有、口上无的道理，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人能听进去，演艺圈会不会变得更好呢？